侦探”DNA:让违法犯罪者无所遁形

  前几天,省禁毒委通报了全省10个多月以来“雷霆扫毒”专项行动的:全省共侦破毒品案件18923,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20000余人,打掉各类制贩毒团伙320个,捣毁制毒厂点361个,广东大多数地区制贩毒团伙受到重创。

  在与毒品犯罪针锋相对的作战中,DNA技术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攻克时,DNA检验技术有着传统的指纹检验等取证方法无法匹敌的优势。DNA检测仪一般只要测出16个基因位点,就能够全面锁定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某个人。南方日报记者走进茂名市DNA实验室,为读者解密DNA检验技术在侦破刑事案件时的作用。DNA检测,成为队伍里一个独特的“侦探”。

  DNA技术可以成为“不说话的证人”,DNA技术在法庭上可以作为可靠的直接。它比口供易得,比测谎有力,比图像侦查更难以,比指纹更不易。现在犯罪几乎都掌握了不留下指纹的反侦查方式,或者能够避开摄像头作案,但要想清除掉现场留下的DNA信息却是绝对不可能的。

  DNA技术在涉毒案件中怎样“大显身手”?茂名市支队DNA技术实验室主检师潘冬花给记者讲述了一个案例。

  2012年8月20日,茂名市边防支队根据线索,联合电白县博贺边防对电白县博贺镇新兴街一间宿舍进行了突击检查。执法人员当场抓获了涉嫌贩毒的黄某和潘某,并从这间房间的冰箱、电脑桌、窗外天台等查获了75克、麻果约38克。

  但是在案件审查过程中,这两名犯罪嫌疑人均否认现场缴获的毒品是自己的。没有口供,对两名嫌疑人贩毒行为的认定缺乏直接。这时候,DNA检验技术就派上用场了。

  茂名市派出了潘冬花带领的DNA实验室技术人员。他们提取了现场盛放毒品的口香糖瓶和铁盒等样本,在DNA实验室进行检验比对后,结果显示,口香糖、铁盒等样品上的DNA分型与黄某和潘某的DNA分型一致。

  铁的了犯罪嫌疑人的谎言,直接认定了黄某和潘某的犯罪事实,为这起案件的顺利侦破提供了关键性。

  潘冬花介绍,由于涉毒常采用“随身携带、人货分离、丢货保人”等方式蒙混,即使被抓获,也负隅顽抗,拒不交代,因此解决证明此类犯罪的问题,一直是亟待刑事侦查和刑事科学技术部门解决的难题。

  茂名市副局长袁涛介绍,在上世纪90年代,DNA检验开始应用于案件的侦破。2011年12月之前,茂名市一些重大案件需要用到DNA检验技术时,都需要送到省刑事技术中心检验。作为茂名市机关唯一的DNA技术鉴定员,潘冬花承担了全市所有案件的DNA检验鉴定工作。

  那段时间,潘冬花每个月都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需要呆在省刑事技术中心,为茂名市送来的样本进行检验。“当时除了珠三角地区,全省的样本几乎都要送到省厅来检验,样本都得排队检测。”潘冬花回忆,每天她都很早起床到实验室“抢设备”。一份血液样本得出检验结果,最快也要五六个钟头。长途奔波送样品不仅麻烦,更重要的是可能会耽搁案件的侦破进程,甚至有时候会贻误案情。

  潘冬花介绍,在犯罪现场提取的样本送到的DNA实验室之后,需要先进行初检登记、拍照。衣服等大件检材需要进行初检,也就是根据检验方案,将关键的样本取下来。

  潘冬花期待在茂名能有自己工作的DNA实验室的梦想,在2011年12月底终于成真。在茂名市委市的重视和支持下,茂名市DNA技术实验室正式启用,潘冬花终于结束了两地奔波的日子。

  日前,记者来到茂名市DNA实验室,跟随潘冬花详细了解一份取自犯罪现场的样本,在DNA实验室经历了怎样的流程,变成能够的直接。

  在DNA提取室,检验人员通过离心机、恒温混匀仪、自动化提取仪等设备,把DNA从样本细胞中出来。

  潘冬花介绍,其中,CHELEX方式是最常规的提取方法,主要用来提取血液、精斑、混合斑等。有机法应用有机试剂来提取生物检材里的DNA,一般应用于杂质较多的样本,但因为这类有机试剂一般都具有毒性,应用不多。另外还有一种常用的DNA提取方法是磁珠法,应用于大量脱漏细胞检查,处理杂质的能力比较强。在DNA提取室里,还专门设有一间试剂配制室,用来配制提取试剂。

  提取出来的DNA样本,接下来就要进入PCR反应室。在这里,DNA样本进行了几百万倍的扩增。扩增好之后的DNA样本被送到对门的DNA检测室进行检测。

  DNA检测室是整个DNA实验室的核心,而里面的一台DNA检测仪则是核心的核心,也是潘冬花的心头宝贝。这一台美国生产的DNA检测仪可以测出24个基因位点,而一般测出16个基因位点就能够全面锁定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某个人。

  DNA检测室需要恒温恒电压,因此这间房子的空调需要一年四季24小时开着,在隔壁还需要专门配备一间UPS(不间断供应)电源房来DNA检测室的恒定供电。

  而为了避免检测过程中的污染,在DNA实验室,微量样本与高量样本需要隔置,避免相互污染。每一个房间的空调进出风口都是的,人进入实验室需要严格穿着防护服,防止实验人员的DNA污染样本。而PCR反应室每天都需要通过紫外灯消毒,并要求经常打扫。

  在DNA检测室得出的DNA数据,通过计算机输出并形成鉴定报告,经过审定的鉴定报告可以形成案件的直接。

  鉴定报告需要拥有鉴定权的人才有资格开具,在茂名市,只有潘冬花和另外3名有鉴定权。供养一个DNA实验室并不容易。

  袁涛告诉记者,茂名市的DNA实验室启动时共投入600万元,其中仪器等硬件投入400多万元,每年都要有100多万元的投入,用以购买耗材和检材等。

  DNA检测技术的也并不意味着办案时可以“偷懒”依赖DNA技术。袁涛介绍,越是复杂的案情,在借助于DNA检测技术时,反而更需要依赖勘验检测人员的综合素质。

  袁涛告诉南方日报记者,近五六年,DNA实验室在省内地级市层面大面积铺开,如今全省内没有建成DNA实验室的地级市已经为数不多。全省乃至全国DNA实验室纷纷建立的意义,不仅在于为当地的刑侦提供了有力工具,更在于形成了一张DNA数据的大网。编织起这张大网的就是全国联网的DNA数据库。

  在DNA实验室得出来的数据,要通过比对,才能发挥作用。这张网中数据越丰富,对于刑侦破案就更有利。据了解,茂名市DNA数据库于2012年4月份顺利通过了专家组现场考核,并于6月份实现全国联网。

  潘冬花介绍,DNA数据库分为现场库、员库、人员库与基础人员库。基础人员库里保存的即是指潘冬花这样会参与现场取样检验的执法人员、工作人员的DNA数据,经过比对以排除现场工作人员的干扰。

  不仅在实验室需要防止污染,在勘察现场时,保存、减少污染也是严格的要求。潘冬花在她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到,“当前,个别办案单位存在‘重口供、轻’的意识,‘现行犯’后急于突破,往往忽略了对的,容易造成无法弥补的错误和损失。”

  潘冬花举例说,在2010年一次重大涉毒案件的侦破中,犯罪嫌疑人拒不开口,提取到的指纹又残缺无比对价值,关键依赖对藏匿毒品的砧板与蛇皮袋进行DNA检验。但是,当技术人员到场后问及砧板和蛇皮袋有无人为污染时,得到了“几乎办理该案的所有均赤手触摸过”的答案。虽然最后仍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脱落细胞,但效力打了折扣。

  袁涛认为,随着DNA检测技术的日益进步,受到污染的干扰也是不可避免的。DNA检测的对象常微观的生物材料,DNA检验技术越灵敏,就意味着检出“杂质”“噪点”也会越多,排除这些干扰,反而增加了检验人员的工作量。

  潘冬花介绍,在针对每一个案件进行现场勘验前,必须非常详细了解案情,制定勘验方案,勘验后针对载体不同特点决定进行DNA 检验和指纹检验。案情复杂的时候,现场勘测方案非常详细全面,需要进行DNA检测的样本往往多达几十份乃至上百份。

  袁涛表示,在司法单位执法逐渐规范化的时代变迁中,犯罪的犯罪手段却时刻都在更新变化,“有的时候,在实际刑侦工作中遇到的情况,在某些情况下凭传统的侦查方式和难以最终认定犯罪事实。”而在这种背景下,DNA技术等高科技刑侦手段的运用,能够弥合一些这种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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