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专访：让公卫体系回归公益和专业，高福近日接受了《中国科学报》独家专访。他表示，公卫体系建设的关键“一要回归公益，二要回归专业”。
不过，他在此次采访中坚持认为，不能把做研究与发文章割裂开来看，文章是交流工具，有助于促进同行交流和合作。
“像新冠肺炎这样的‘文章’，就是一份展现给全球同行的报告，更是一剂通过全球同行的‘批判性’交流找到疾病防控的良方，可以让大家团结一致认识新病毒及其引起的疾病。”高福表示。
此外，他还说，“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科研工作者，也是一位技术部门管理者，知道自己的责任……”
《中国科学报》：经历这次新冠疫情后，大家现在都在讨论公卫体系“补短板”，您认为“短板”是什么？
这次疫情暴露的“短板”说明我们协调还是有问题。一方面是基层医院发现问题后要及时向CDC上报，安全意识要有，这个“短板”要巩固。
最重要的还是公共卫生领域要给CDC话语权。在紧急情况下，如果通过行政决策，层层“消音”，专家的声音就不能及时地被听到。
这几年针对公共卫生体系的投资太少，人才流失太厉害。CDC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说，医改10年是公共卫生衰退的10年。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县、区、省市、国家——四级机构系统非常好。但也正因为做得很好，很少出大问题，大家感觉不到它的重要性。
同时，因为这些工作平时似乎看不到重要性，专业技术知识显不出来，所以一些单位安排的是非专业人士。大家都讲“平战结合”，结果“平”时干的事不能解决“战”时的需求。这个格局需要改革。
在今年的政协会议上，这也是我的一个提案内容。公共卫生体系的重建，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回归公益，二是回归专业。
一个公益性和专业性这么强的单位，首先需要国家经费做保障。其次需要引进人才，合起来知识面要很广，研究的东西要很广。这个舞台上需要很多条腿，而不是“一条腿”。不能新冠疫情来了就只研究新冠，也不能国家出钱让你研究什么，就只研究什么。那太狭隘了。
谈生物安全，首先要改变一个概念。从国家层面来讲，它是指广义的生物安全，包括生物安全（bio-safety）和生物安保（bio-security）两个部分。
很多人理解的生物安全是狭义的，只包括第一部分。比如一个做生物安全的实验室，老鼠、流浪猫到处乱跑，这个问题就是生物安保的范畴。
但是生物安全是专业上的事，不能喊过了。我们强调生物安全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但一定不能把它庸俗化。如果变成了每个人天天都在谈生物安全，就像全民搞科研一样，这就过了，对社会发展不利。
我国生物安全领域发展起步晚，经过近20年的迅猛发展，已经极大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甚至在某些方面也有赶超。但整体上仍存在体系不完善、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制约了我国生物安全的发展。
在基础设施方面，中国和美国之间还有差距。以开展人类病原研究的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为例，全国共有18个省建有生物安全实验室，其中三级实验室48个，四级实验室1个，而美国仅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就有10余个，三级实验室有近1500个。
生物资源方面，我国缺少资源收集和共享的有效机制。一些病原微生物的合理分享和引进受阻，审批手续不畅。
首先是进一步完善我国生物安全法律体系，依法建立和完善国家生物安全部门协调机制，各部门协同完成国家生物安全监测预警、信息收集与分享、风险评估、应急响应、监督检查等工作。
其次是强化基础能力建设。设立传染病、动植物疫病监测哨点，完善国家生物安全监测网络，完善监测信息网络直报系统，开展主动监测和病原检测。
此外还包括规范生物安保管理。强化生物安保的理念和意识，着力研究和开发安保技术和手段，防止有害生物剂或生物技术被恶意使用。依法合规推动传染性疾病样本资源库构建与应用；拓展国际交流，规范出入境管理。
首先，我们积极抗疫、“战场”上大家越做越猛，没有时间去想个人的事。再次，网上的许多东西都是流言蜚语和谣言，这些东西怎么能影响抗疫工作呢？
中国对新冠病毒的“斗争”是个“闭卷考试”，答得非常好。我们一定要在防范疫情的同时，防范“信息流行病”。大家一定不听谣、不信谣、不传谣。
《中国科学报》：最近，《细胞》《科学》《自然》三大顶刊都发了您和团队关于新冠病毒的研究成果。您如何看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和做科研发文章之间的关系？
科学家就是通过文章去交流思想，而且通过同行评议给你把关，同行评议了大家拿来读；如果同行都不评议，信任度就要打折扣。所以，发文章对科学家也是个约束，不能乱说。
像我们这些时日发表了好几篇论文，多个抗体已经在产业化的路上，跨种传播机制研究也应用到了防治上，这是既上“书架”又上“货架”的研究，属于“顶天立地”的工作。所以，当今科学与技术甚至是产品，可以是“零距离”。一定不能把科研、论文、防控割裂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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