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导的医疗体制出何在?

  全国期间,医疗系统的多位代表和政协委员谈到了当下医疗“怪现状”,认为这些“怪现状”同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存在关联。

  一是医院有床位,却以“没有空床位”为由,让病人转去其他医院,以便控制医保病人;二是患有多种疾病哪怕同为内科的病人,必须各自挂号,分开就诊;三是每次就诊只开一周药量,慢性病人每月要去四次医院;四是对病人进行过度、过多的检查。

  所有这一切虽有部分原因出自医生“”或者医院“”,但更大程度上还是源于现行医保体制的内在缺陷。

  为了控制医保基金总额不被突破,主管部门制定了多项硬性指标,考核评价医院,所以,在医保费用即将超标时,医院就不愿诊治医保病人。比如,“均次费用”的限额让医生面对慢性病,不敢一次开足一个月的用药,只能让病人多跑。“药占比例”即“医疗费用与药费必须达到某个比例”,则医生不得不增加检查来凑数。

  平心而论,医保费用的控制是一个世界难题,都在探索,但很难说哪个国家已经找到了可以普遍复制的好办法。但因为医保体制不顺而致医患关系剑拔弩张,事件大面积发生的,界范围也算不多见:根据中国医院协会发布的资料,近年来,73.33%的三甲医院发生过伤医事件,59.63%的医院院长曾到,61.48%的医院发生过摆设花圈、设置灵堂等现象。

  医改医院和医生的参与,既是出于过度自信,也是因为现行医疗保障体制内含着重大利益。界范围,医护服务基本上分作两大块,面向市场的医疗服务和带有福利性质的医疗保障,而且前者完全交给市场,提供个性化的优质服务,但需要个人掏钱或通过商业保险买单,后者得到由国家支持的医保基金托底,服务水准有限,病人需要排队等候,好处是不用掏钱或掏钱不多。在一个医疗体系内,前者越发达,自己掏钱的人越多,后者所拥有的公共资源就可以为更少的人所分享,每个人拥有的资源相应就越多,所以,两者之间更多的不是竞争关系,而是互补关系。

  按照这种医护资源配置模式,我国拥有优质医护资源的“三甲医院”应该归入市场化服务,事实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三甲医院已经通过增开分部或与民办医院联营的方式,实现了,但原有的医院仍然面向所有医保病人。医改开展五年来,基层医疗制度、基本药物制度、全民医保、公共卫生体系初步建立,效果有所,但公立医院却始终进展缓慢,三甲医院定位正是其中一块硬骨头,这个难题不破,私立医院就难以成长,医护市场和医疗保障各自的边界和相互关系就难以处理好。

  医护服务市场化转型不充分的深层次原因在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公费医疗”制度尚未完全消失,不少地方至少一定行政级别的官员仍然享受着没有上限的医疗保障。如果三甲医院都市场,谁来为他们买单?去低水平的“惠民医院”不愿意,去高水准的私立医院会让财政漏洞,“指挥脑袋”的结果是,保留三甲医院的医位,但抬高普通医保病人使用公立医院的门槛和成本,各种明里针对医院和医生,暗里针对医保病人的硬性指标应运而生,压力之下的医院和医生只能不顾医保病人的体验,落实指标,滋生出上述种种怪现象,加剧医患关系紧张,刺激出更多的医院事件。

  说到底,医保体制的坎坷足以表明,凡由行政部门主导的都难免一个困境:主导者面对自己利益,永远难以割舍,这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但从全局来看,当延缓的成本已经越来越多地从财政的负担转向社会冲突的压力时,如此局面会被长久接受乃至承受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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