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海南医学》刊登的《鼻咽癌语音易患因素与难患因素分析》一文中，作者称粤语中有其独特的鼻音韵母，发音时普遍应用鼻咽及鼻窦的共振，使鼻咽特别是鼻咽顶黏膜反复受振动波的刺激，长期振动会引起黏膜肥厚、增生，并以基因的形式向下遗传，不断的增生引起型增生，继而形成上皮性肿瘤。作者结合广东地区鼻咽癌高发的情况，推断说粤语可能是广东人易患鼻咽癌的原因之一。
就此文的推论，记者昨日分别采访了肿瘤学和语言学的专家，多位专家均称鼻咽癌的发病主要还是遗传原因造成的，“易发鼻咽癌与语言发音有关”的推论缺乏科学依据。
在2004年《海南医学》刊登的《鼻咽癌语音易患因素与难患因素分析》一文中，作者张浩亮、于锋和孙子谋收集和研究了1998年9月~2004年5月在广东省广州市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医院和汕头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鼻咽活检确诊鼻咽癌的病例共892例进行研究。
他们发现在病例中以粤语为唯一语言的有339例，粤语与普通线例，英语与粤语双语言的97例，客家、粤语与普通线例，江西与普通线例，广西与普通线例，省外方言为唯一语言的33例，外语为唯一语言的0例。
文章作者还提出，“为什么移居国外的广州人鼻咽癌发病率仍然居高不下呢?因为这一群人到国外后仍广泛使用广府语言。”
那么粤语是怎么引发鼻咽癌的呢?文章作者称粤语中有其独特的鼻音韵母，发音时普遍应用鼻咽及鼻窦的共振，使鼻咽特别是鼻咽顶黏膜反复受振动波的刺激，振动大时可形成黏膜波，长期振动会引起黏膜肥厚、增生，并以基因的形式向下遗传，不断的增生引起型增生，继而形成上皮性肿瘤。
文章作者之一的于锋教授现在是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副院长。昨天，记者与他取得联系，谈到十年前这篇文章，他表示：“这个研究并不成熟，纯粹是学术上的讨论，探讨粤语和鼻咽癌发病是否有关，现在只能说可能，要成为结论，为时还早着呢。”
他指出，目前鼻咽癌发病的确定因素只有基因和EB病毒感染。要确定粤语和鼻咽癌发病是否有关，必须语言学家、医学家甚至物理学家一起合作，通过长期、大规模对照的研究来找出依据。
“‘说粤语容易引发鼻咽癌’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这个研究很不严谨，犯了常识性错误，把相关性现象当成了联系。”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副院长、鼻咽癌专家钱朝南教授不客气地指出，这项研究属于回顾性病例研究，作者发现了“说广州话的人鼻咽癌发病率高”的相关现象，但不能草率得出“说广州话更容易得鼻咽癌”的结论，否则很容易缺乏科学素养和学术训练的人们。
许多市民可能很疑惑，892例鼻咽癌病人中仅有73人不讲粤语，所占比例不到10%，为何不能得出“讲粤语容易得鼻咽癌”的结论?“就像我们看见‘穿裙子的女人生了孩子’之后，不能认为‘穿裙子就容易生孩子’一样。”
钱朝南说，如果要证明说粤语可致癌，需要在同一地域的人群中随机选择新生儿分为两组，一组从小讲粤语，一组从小讲其他语言，在基因、生活、生活习惯相同的情况下，在不同年龄阶段分别监测其鼻咽癌发病情况，五十年后再做出结论。“只有这样，才能研究对象是‘平等的’。”
钱朝南指出，我国绝大多数鼻咽癌病人分布在古壮族地区，也就是广东、广西、湖南、福建和海南。“鼻咽癌主要和遗传因素有关，中南五省高发与古壮族居多有关。”钱朝南指出，现代壮族是古壮族的分支，而广府人也携带有古壮族的基因。实际上，研究显示，广东最容易得鼻咽癌的是早年的疍家人，四会的发病率高达十万分之四十。在漫长的民族融合过程中，通婚导致现代广府人身上的古壮族血脉被“稀释”，但致病基因仍在潜伏，一旦条件具备就会发威。
“一般认为具有遗传易感性的人群，长期在致癌因素例如腌制食物、烟草和EB病毒反复激活的共同作用下，可导致鼻咽癌的发生。”钱朝南说，古壮族们没必要埋怨祖先留下的致病基因，因为它也可能是“护身符”。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的闵华庆教授主持全国癌症死亡回顾调查，发现和北方人群相比，鼻咽癌发病率高的人群其他肿瘤的发病率都更低。
记者在语言学者的研究中，未发现有关鼻咽癌和粤语相关的研究。就此问题，本报记者昨日请教了广东汉语方言专家、已经81岁的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余伟文。
“粤语发音和鼻咽癌有关?”余伟文听后哈哈大笑，“那我真是孤陋寡闻了。”余伟文说，粤语的确有比较多鼻音，但其他发言也有很多鼻音，比如潮州话，他从没有做过鼻音和鼻咽癌之间的关系研究，他所认识的语言学者中也没有这方面的发现。
“发鼻音会导致鼻咽癌?我觉得不太可能，恐怕更应该问问肿瘤专家。一般而言，疾病的发生是跟基因、气候、土壤、习俗等有关，跟说话有关，真没听说过。毕竟，我们不是一天到晚都在发鼻音。”余伟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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