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andfather这样的称号，不是随便一个人能受得起的。之所以别人愿意这样称呼Sandy，完全是因为他在可穿戴计算领域的远瞩。1986年，从斯坦福大学重新回归麻省理工学院的他，启动了属于他自己的第一间实验室，名为Looking at People。
30年前，不要说无线网络，连互联网都没有真正出现，可穿戴计算是一个闻所未闻的概念，而Sandy却要在这样一片空白的情况下进行摸索。这个实验室，随着Sandy 启动名为Wearable Computing的项目，里面聚集着后来在可穿戴领域名声鹊起的人，比如一代电子狂人Steve Mann，以及负责Google Glass开发的Thad Starner。 Wearable Computing这个项目页面下，还能找到他们当年发表的论文。
1998年，Sandy在《科学美国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详细介绍了当时实验室所取得的研发。文章标题叫《可穿戴智能》(Wearable Intelligence)，篇首语里写着，“嵌入超小型计算机的衣服、鞋子和眼镜，或许成为‘最聪明的’新时尚配件。”
文章里介绍了很多有趣的项目：比如Vest Worn，功能就好像多啦A梦里的翻译魔芋，能够把人说的话转换成另一种语言;他们还让模特穿上电视记者的马甲，并在手套上镶嵌视频摄像头，而头上则戴着眼镜式头戴式显示器，看上去像是新新闻时代的记者范儿;还有能够直接扫描条形码的戒指，可以把人走的步子转换成音乐的鞋子;还有用于社交用途的项链状的设备，可以显示自己的名字以及其他愿意跟别人分享的信息，参与Party的时候，会比较好用。
可穿戴设备不会那么打扰，让人分心，比起其他工具，人们就可能用更多不同的方式与它们连接。(这样的设备)就是你可以一直佩戴，并且改变你的认知和你的行为的工具。当我们适应可穿戴设备，并且用其改变我们的个人习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整体的文化也会为之改变。
而现在，Sandy以及团队孵化一家名为Sociometric Solution的公司，它专注“量化办公室”这样前沿的研究领域。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该公司在员工的姓名牌中置入器，以研究工作场所的社交状况。姓名牌能够员工在办公场所是沿怎样的线的，与哪些人用什么样的语气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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